2013年,“大媽”(Dama)作為一個新詞被錄入牛津詞典,人們突然發現,中國社會中又多了一個特定群體。在大眾傳媒上,“中國大媽”以廣場舞的方式席卷國內外各大城市的廣場;她們出入國外的高檔商場與國內的社區超市,以買打折雞蛋的速度搶LV,也以買LV的熱情挑選雞蛋;她們出沒於早晚高峰的公交車上,在上面擇菜、搶座,與別人爭吵……當大媽被戴上固化的“臉譜”後,仿佛一下子跟世界對抗起來。
  污名化“中國大媽”構建不起社會文明
  在對“中國大媽”進行評判之前,我們應該先釐清幾個問題:“中國大媽”是我們的親人,比如,我的母親也喜歡跳廣場舞,事實上,親人、朋友、鄰居也多有被歸列到“中國大媽”這個群體者;“中國大媽”跳廣場舞,是在追求健康和快樂,這恐怕是當下城市白領最難以企及的一種生活狀態了;不讓“中國大媽”擠公交,難道你讓她們重新考駕照嗎?
  “中國大媽”,是最沒有話語權的群體。她們已經退休,沒有占有公共資源和公共權力,更沒有占有媒體資源;她們多半文化程度不高,實際上那個年歲的人,沒有幾個有高文化的。因此,她們並沒有在媒體中發聲的機會,也沒有為她們這個群體進行正名的機會。而“中國大媽”的污名化遭遇,也出現在10年前的80後以及現在的90後身上,被批為“墮落的一代”已經成為了過來人看年輕人的慣用眼光。
  在行為模式上,中國大媽表現出了與所謂精英完全相反的兩條路徑。最起碼的表現有,“中國大媽”甚至都不會上網,至於用自媒體和社交軟件,恐怕就更難了;在理財這事上,“大媽”也與年輕人有著不同的觀念,買LV與買白菜也往往傻傻分不清;在藝術審美上,“中國大媽”基本從來不看電影,不知道什麼是大片,不過,她們卻是電視的忠實粉絲,她們不認為抗日劇和家庭劇噁心,她們喜歡看“話嘮性”節目;在健身這事上,她們沒有那麼多的文藝範兒,相比於機械舞、現代舞、拉丁舞,她們喜歡歌詞和曲調都在小學水平的《最炫民族風》。除此之外,她們只追求實惠與快樂,她們赤裸裸地把年歲暴露於大庭廣眾之下。
  污名化“中國大媽”這樣一個群體,其實也是在污名化我們的社會。一個高度文明的社會,其間的各個群體都應該是彼此互相尊重並求同而存異的。如果哪一個群體的問題特別嚴重,只能說這個社會的某種資源,在對不同年齡群體進行分配時,產生了一些不均。比如,對於廣場舞,我們似乎可以責問城市建設的人均廣場面積、人均綠地面積是不是達到了西方國家的水平。
  污名化“中國大媽”,不過是在掩飾當下社會的一些不完美之處,然後,把制度的問題、政府的責任與全體社會民眾的道德問題,都具化到某一個無辜的群體身上。污名化之後,除了“中國大媽”之外的群體,似乎都可以高枕無憂安安穩穩地睡覺,政府部門也不需要對廣場和綠地擴建了,其他人也不需要“每日三省吾身”了。因為,天塌下來,有惡名遠洋的“中國大媽”頂著呢!
  污名化一個群體,不是明智和理智的做法。這個社會中的種種問題的解決,都不需要把罪過強加到任何一個群體身上。而且,這樣的社會情緒如果滋長起來,根據“污名不易消除”和“快速傳染”等特性,這個社會中的每一個群體都有可能被污名化。王傳濤(山東 教師)
  “大媽”共性內心訴求不應被忽視
  “大媽”成了“愛扎堆”的另類註解,在種種現象的背後,需要真正理解她們為何愛扎堆。俗話說物以類聚,老媽們扎堆顯然有共同的需求與訴求,滿足群體特定的心理。大媽們離開了工作幾十年的單位後,那種以業緣為紐帶的人際關係瞬間分崩離析,人際關係出現了斷裂,需要新的人際關係來延伸和充實自身的生活空間,並需要從中找到內心價值的取向。一方面是她們在家庭中的地位,另一方面則是她們在社會中的存在感。
  大媽們步入老年,有時間、有精力,卻在家庭中開始失去主導地位,子女們忙於事業,忙於生計,忙於生育,大多無暇顧及她們,成了最熟悉的“陌生人”。其中一些,照顧孫輩成為維繫親情和證實老年人作用不多的紐帶。而之於社會,她們“餘熱”散盡,退出職業身份,成了社會的閑人,更多的時候“安度晚年”的另一面,是不要給社會“添亂”。
  現實的處境,其實讓大媽們處在家庭與社會的邊緣,“後職業時代”的落差,決定了大媽們需要找到一個生活空間與心理空間的突破口。由此,不難理解大媽愛扎堆,其實是滿足“抱團取暖”的共同心理需要。她們極盡表現,占領華爾街,擾動金價,瘋狂地跳著廣場舞,即使被妖魔化,她們也一定要彰顯自己的存在。
  她們在一起,有共同的語言,共同的追求,過得相對充實。所以,不難理解她們為了買幾斤新鮮雞蛋與蔬菜,花一兩個小時坐公交和排隊,更在意的是消磨時光和家長里短的過程。同時,無論是廣場舞還是一起做按摩,大媽們在一起,尋找情感的相互慰藉,紓解朋友、伙伴乃至親情的焦渴。諸如,兒女說100句不聽,卻輕易被推銷員的一句話說動,這其實是老人們在心理上對親情的渴求,推銷員這時就變成了一種“代償”,成全了大媽們虛擬親情的自我滿足。
  大媽現象折射出城市社會轉型與老年化趨勢下,老年人特殊群體訴求自我滿足的局限性。對待大媽現象,不能單純停留於表層,更該反思城市和家庭應當如何善待這個群體,而不只是單純滿足“活著”的初級層次需求,對她們在精神文化、社會交往和親情養老等方面的普遍需求,給予必要的尊重,並加強引導、建設和服務,體現出更多的制度善意。木須蟲(湖北 職員)
  “中國大媽”須努力與全世界實現和解
  “中國大媽”本來是對一個社會群體的籠統稱呼,並無褒貶之意,但是在媒體的報道,網絡的炒作中,現在儼然成了一個貶義色彩濃厚的詞語。具體到現實中,“中國大媽”做什麼似乎都不對,怎麼做似乎都是錯。跳廣場舞成了搶地盤,乘公交車成了搶座位,去超市購物成了撿便宜,隨之而來的就是諸如“擠占公共資源”“擾亂公共秩序”等“高大上”的指責。
  本來能夠被社會,甚至是被國外主流媒體作為一個群體關註,彰顯“群體力量”,這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,就像當年“中國工人”作為一個群體被評選為美國《時代》周刊的“年度人物”一樣。但“中國大媽”們還沒有體會到任何的自豪感,就發現自己在這個社會的處境日益尷尬,好像站在了全世界的對立面上。
  也許是尷尬得太久了,當媒體把麥克風遞到“中國大媽”的手上,給了她們表達的機會,她們毫不猶豫地說出了自己的心聲:早高峰擠公交,我們也有事兒;扎堆搶雞蛋,因為雞蛋既便宜又新鮮;跳廣場舞,可以健身也可以和老朋友聊家常。我們怎麼就做錯了?聽了“中國大媽”這種反擊,你不能不說沒有道理,但真正應該引起我們反思的,是“中國大媽”的自我描述為什麼和社會對她們的印象相差如此之遠?“中國大媽”到底該如何與全世界實現和解?
  實現和解的關鍵就是互相理解,彼此體諒。當“中國大媽”為自己進行自辯的時候,她們同樣需要自省,需要自律。你可以跳廣場舞鍛煉身體,但是不能因此而擾民,把音量放小點,在跳舞的時間選擇上更合理一點,這是大媽們需要做的。乘坐公交車外出是每個人的權利,但如果僅僅是為了去公園鍛煉身體,大可不必非要趕在上下班的高峰期和年輕人搶座位。當“中國大媽”完成了自我反省,實現了自我約束,她們與這個世界才有了和解的可能。
  當然,和解不是單方面的事情。早晨乘坐公交車,也許她們確實有自己的事情要辦,並非故意和年輕人搶座位;跳廣場舞是她們為數不多的鍛煉身體的方式之一,因為除此之外,政府和社會並沒有給她們提供更好的鍛煉身體的方式和場所;搶購超市廉價雞蛋,既說明她們勤儉持家的傳統美德,也說明她們在經濟上還不夠寬裕。所以說,“中國大媽”能否與全世界實現和解,不但關係到社會對一個群體的評價,也關係到社會的和諧。而和解的關鍵,就是她們與我們彼此的寬容、理解與自律。
  苑廣闊(廣西 職員)  (原標題:如何看待“中國大媽”被污名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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